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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汪晖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分类:历史 点击数:11387

简介:本书中有一条贯穿全书的线索,即知识与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例如天理与郡县制国家的关系、公理与现代民族主义及其体制的关系等。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十周年纪念版)

作者:汪晖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2014-12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是汪晖编著的一部图书,本书中有一条贯穿全书的线索,即知识与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例如天理与郡县制国家的关系、公理与现代民族主义及其体制的关系等。在讨论康有为时,特别地提到了他对儒学普遍主义的再创造,而这个再创造的前提恰恰产生于一种历史意识,即儒学的普遍性与中国概念之间的那种自明的关系发生松动了。在这个前提下,当你要论证儒学具有普世性的时候,必须以承认中国只是世界的一个部分、中国之外存在着巨大的外部为前提——这个外部不仅是地理空间意义上的,也是文化政教意义上的。

  汪晖,现任职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著作有《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1991年)、《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1994年)、《死火重温》(2000年)等。

理、物、势的多重变奏(节选)

文/王德威

  他的心血结晶是学界期待已久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这本专论体例庞大,分两卷、四部,中文字数达150万字。各卷标题分别为:《理与物》(上卷第一部)、《公理与反公理》(上卷第二部)、《帝国与国家》(下卷第一部)、《科学话语共同体》(下卷第二部)。通过这四卷书,汪晖描述中国现代思想漫长而曲折的兴起过程:上溯至宋代(公元960-1278年),下迄于抗战(1937年)前夕。汪晖认为我们所谓的现代性其实源远流长,这一过程不仅涉及不同历史时刻思想的变化,同时也涉及文化的论争、政治的动荡和经济生产形态的变化。

  汪晖的理论框架及历史观念,可以依循三项概念来理解:“理”、“物”和“势”。汪晖从宋明理学中借用了这三项概念,但又通过考察它们在古代的起源和它们在现代的辩难而重新界定其意义。对汪晖而言,这些概念自宋迄今的转折,构成现代中国思想兴起的主要线索。

  在上卷第一部《理与物》中,汪晖讨论了“天理”与“物”的辩证法。“天理”是理学的核心概念,指统治宇宙运动、政治秩序、伦理关系和思想推理的先验法则。“天理”被认为以具体的方式作用于事物的秩序,但同时又在万物之上具有形而上的秩序。理学对“天理”的追求中蕴涵着强烈的寻古欲望:它对古代(就是传说中的公元前2356到2205年的“三代”)有一种明确的认定,那是一个“礼”和“乐”作为制度建制和文化创造物存在的时代;它们既是道德的指引,又是情感的形式。这个时代预见政体和道德、自然和文化的和谐结合。正如汪晖在后文中所提到的,“礼乐之治”与“封建制度”巧妙地关联在一起;在理想的层次上,“三代”蕴涵着儒家的政治想象——圣王垂拱而治,他的权力浑然不见然而无所不在,众多地方诸侯在这样一个权力体系中,各安其位。

  传统理学将“天理”观视为中国礼教的天经地义,但在汪晖看来,“天理”不过是宋代的一个历史产物,是当时儒士在多变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下,以今论古,所重建的信仰。从这一角度看,汪晖受到了京都学派的影响(但又并不圄于这派的观点),后者将宋朝看作是中国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起点。

  汪晖指出,宋代理学家复兴“天理”的努力是一种在危机意识下促成的本体论活动。这一活动引起了一系列的矛盾,也将对中国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当宋代学者把“天理”树立为先验性的目标的同时,他们又给自己及其追随者制定了一个后设规划。一方面,“天理”作为一种内烁于宇宙和人性的力量涌现,因此后之来者必须对其真正意义不断诠释探索。另一方面,“天理”也是宋代学者将历史意识“自然化”,使之成为天长地久的真理的努力,因此总也不能摆脱潜在的反讽。它提醒我们一个礼乐昌明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或者从未出现,因此,任何追求其真谛的诠释学式的探询注定要事倍功半,甚至渺不可得。

  与宋儒对“天理”的追求紧密相连的是其对“物的秩序”的把握。所谓“物”至少涉及了四个层面:作为有生命或无生命形式存在的客体世界;日常生活实践;历史变动中的各种事件;“天理”在意识层面的各种形式性的表现。宋代以降,如何协调“天理”的领域和“物”的领域,或者说形而上的世界和形而下的世界,一直是儒学一个不断辩难的议题。尽管儒家学者在联结这两个领域时采用的方法论不尽相同,他们都深信:只有通过形而上的或形而下的方式格出“物”的秩序,他们才能找到可行的渠道接近甚或具体表达“天理”。当“天理”和“物”的关系充分达成后,它们才能阐发出三代“礼乐之治”——一种被称为“仁”的自足的状态——的含义。

  宋代理学家在“天理”和“物”互动的基础上,倡扬一种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遍体系,汪晖则通过将其历史化,对它一以贯之的通性提出质疑。他仔细梳理、重建理学兴起时的文化和历史语境,从而有力地说明宋代以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体系经历了一个剧烈的变化过程(表现为中央集权的增强;长途贸易、经济的市场驱动;早期民族主义;士绅-官僚阶级的出现;以及个人意识的萌发等),使得儒生们必须重新思考和重建儒学体系。宋儒提出“天理”观,首先是对现状的一种批评;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随着“天理”观变得越来越普遍流行和越来越具有争辩性(这是其内在理论含混性所致的必然结果),它也能被统治者利用,用以证明政治现状的合法性。

  这一滑动过程是怎样产生的呢?在此汪晖提出了他的第三个重要论述内容,那就是:“势”。他提醒我们注意在“天理”和“物”的话语之下,还隐藏着一个“势”——即“历史的能动性”,意指宇宙天地变化、各种权宜之计和人类与偶然事件互相作用并对其进行控制的能力。这一“时势”的观念早在唐代(公元670-905年)韩愈和柳宗元的文章中就已有所体现,但直到宋代才成为儒学论辩体系中的重要部分。

  汪晖认为,如果我们不能深入了解“天理”的反命题——“势”,我们就不能完全掌握“天理”无形的本质,而“势”是与时、时势紧密相联的。汪晖提出,这一对时间性的因素的最初自觉,标志着早期中国现代性思想的起源。“天理”观尽管具有非时间性和形而上的前提,但它只是作为一系列紧张关系的结果而存在,这些紧张关系表现在:“道”及其在长时段中各种不同的物质表现之间的关系;皇家宫廷和地方士绅及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以及最重要地,在日益中央集权化的统治庇护下的法律体系的成熟与对一个基于“礼乐之治”的政体的期盼之间的关系。

  既然“礼乐之治”——作为完善的政治和文化体现的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宋儒的思辨方向不免参差。他们既要把儒学发展为一种宇宙运动的自然化原则,又要把它作为一种皇朝统治的意识形态;既要把儒学发展为一种个人自我修养的指导原则,又要把它作为一套国家统治术的指南;既要把儒学发展成灵犀顿悟的内在真理,又要把它作为一套经学注解式的学问;既要肯定儒学不言自明的永恒性,又要用史学方式不断推敲阐释。因此,尽管宋学对后人影响至大,理学的成功故事却是一个“时势”(历史能动性)的解构和“道”的分岔延伸的故事。换句话说,是儒生们的一个“失乐园”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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